周小鹏

《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西方：2003-2019》刘擎著，特约编辑：胡晓镜任建辉当代世界出版社/一页folio，2021年4月，98元

【导读】21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在这百年未有之大时代，中国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平视世界”的时刻。华东师大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擎教授连续十数年为我们做“回顾西方知识界”的梳理工作，这几乎是每年学界一大盛宴，如今，这个长时段的观察得以集结成书，可以让我们在时空纵深感中体悟西方思想的变化，既能进一步理解西方社会那些不确定性的根源，也有助于本民族复兴路上迈进得更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随着担任第七季“奇葩说”导师、得到APP《西方现代思想》主理人，刘擎教授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储备为越来越多的非学界人士所知晓，也为大众敬重学术打开大门。讲堂今编摘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听友。

思想让我们更深刻，思考让我们更自信。

【全书序言摘编】

“年度必读”源于编辑约稿，更在于从“内部视角”的自觉把握

刘擎编写的年度“西方知识界回顾”系列已经是国人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必读篇目

问：您编写的年度“西方知识界回顾”系列已经是国人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必读篇目。当时写该系列的契机和由来是什么？

答：编写这个系列源自一个偶然的契机。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一位编辑想在报纸上做国内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热点的年度回顾，他邀请我写西方部分，我就答应了。当时未曾想到，后来连续写了十三年。是这样的文章回应了某种智识需求，了解西方思想状况的需求。

当然，这个参照背景的来由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晚清以来，与西方世界相遇后，中国真正开始发现外部世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参照背景转换。此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思想讨论，多少都会参照西方学术思想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思想不是外在于中国的，而是中国思想构成性的一部分。所以， 报纸（或知识性的媒体）有这样的需求，反映了我们期望对自己一直在有意或无意识地沿用的西方知识背景获得更清晰的了解和更自觉的把握。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综述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要尽可能深入地从内部了解西方，但同时又不盲从， 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来远观它。

有人说这是“年度必读”文本，让我惶恐不安。

每年12月初起淹没在文献中，取得简约性和包容性的平衡

《大西洋月刊》是刘擎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问：我们注意到，您的参考资料来源十分广泛，从学术专著、前沿期刊，到《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等报刊都有涉及。另外还包括类似“前沿”（edge.org）这样的网站，以及与知识界相关的电影和影评（像《华氏911》和纪念海德格尔的《多瑙河》）。您是如何保持这么大的阅读量，同时又能选择到高质量的信息呢？

答：当时媒体邀请我，大概是考虑到我能读英文文献，关注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我虽然受的是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关注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曾爱好文学艺术，还有过理工科的专业学习经历。所以对这个选题，大概是比较“平衡”的作者人选。不得不说，写作很辛苦，像是“学术民工”，首先是个“力气活儿”，要读大量的文献，并从中作出得当的筛选。

刚开始几年内地网络的学术资源还不充分。我有一点优势，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三年，离职时被聘为荣誉研究员，保留了我的图书馆系统权限，能够查阅中文大学图书馆订阅的大量电子版英文学术期刊。除了自己因为专业研究经常关注的几个刊物，我依赖一些线索，比如Arts And Letters Daily网站。这是新西兰的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创办的网络文摘（目前被《高等教育纪事报》收购了），每天更新，汇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刊物和网站甚至专业学术刊物的文章。在内容上，注重文学艺术和文化，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尤其注重科学，这给了我很多线索。此外我平时读得多的一些，比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等，这些构成了我的信息源。

如何从大量的信息和阅读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每年大概从12月初开始，我会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阅读和整理收藏的资料。由于截稿时间的压力和篇幅限制，我每次都会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特别困难的是在时间压力下做出判断。取舍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尽可能保持客观，照顾到重要的事件或线索，警惕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篇幅限制， 又要避免为了客观而包含过多的内容，陷入漫无边际而杂乱无章。总之，尽量在简约性和包容性之间寻找平衡。

我不认为自己成功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大主线：西方制度的可借鉴性、技术文明对文化的影响、认同问题

问：能具体谈谈您在写这个系列时，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西方知识界选择重要事件的？

马克斯·韦伯谈过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性，意思是把中立性作为一个可追求的明确目标

答：马克斯·韦伯谈过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性，意思是把中立性作为一个可追求的明确目标。通过不断地对主观性进行反思，并且设想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如何面对问题，由此逐渐逼近中立性，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我对西方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特别关注，虽然处理的材料是西方思想界的文献，但我会反复追问：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而言，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和相关的？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第二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第三是身份或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这三方面大致构成了这个系列的主线。当然，每年会有不同的重大突发事件，会出现重要的著作，以及重要思想家的诞辰与辞世纪念等，我也会尽力去彰显它的思想史意义。

学科分野割裂了综合视野，文理融合如实验哲学或带来新范式

问：每年您都非常关注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交叉的信息。比如，2015年您重点提到了“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和“人工智能在伦理上的悖论”。在回顾中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博弈点，您的用意是什么？

1950年代，C. P. 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

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和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C. P. 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引发关注。后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试图把人文与自然科学融合起来，像edge网站，有一批像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这样的思想家，特别注重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野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很重要。

大家知道，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物。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获得更开阔的眼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乎很难再推进，但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出现了新的综合。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所谓“实验哲学”的运动，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把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与传统的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关联起来做研究，非常引人注目。

AI的争议带来一种可能：将来是否会以“在线共同体”划分世界

AI的争议带来一种可能：将来是否会以“在线共同体”划分世界

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和前景。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讨论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思想到底是什么，甚至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人到底是不是机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而另一些“灵性主义者”学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spiritual），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 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

最近讨论的趋势是，持有物理主义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祛除魅力”的过程。现在看来， 人类本身最后的神秘性似乎也要被祛魅了。很难说这到底令人欣喜还是沮丧。

技术文明对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自我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重新思考，人作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学生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在线共同体”的世界地图，显示的是“Facebook 国”“Youtube 国”“Twitter 国”，还有“QQ 国”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想象世界，也可以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身份认同。这对我们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安排，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中国对西方是“他者”，西方的讨论有助于中国从外部世界了解自我

问：您说，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别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反观中国、了解自己。从2009年起，“中国”开始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模式”“中国特刊”“中国的世纪”等成专题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如今关于中国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西方媒体，特别是知识媒体的版面

答：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关于中国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西方媒体，特别是知识媒体的版面，这是2007年之后特别突出的现象。我想，这对西方知识界本身是重要的：他们发现了一个“他者”，它目前是生机勃勃的、有进取力的，某种意义上说在强有力地崛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西方对中国的讨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入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这能帮助我们更自觉地发现“外部的眼光”，来丰富我们的自我认识。

——李念摘自《我们如何想象世界（代序）》

【2019年《序：近身的世界》摘编】

近身的世界：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

福山柏林墙前辩“历史终结论”

2019年柏林墙倒塌30年，德国举办纪念活动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

“End”一词不只是“终结”，它还有“目标”的含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米兰诺维奇《唯有资本主义》论证两种变体

著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2019年9 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9 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唯有资本主义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体系”，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半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 （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范例。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19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全球化效应：离散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

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

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米尔斯海默坚持世界会再次回归冲突时代

约翰·米尔斯海默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常态

但约翰·米尔斯海默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

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 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尤瓦尔·赫拉利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李念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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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